第六十四章 田制
第六十四章田制
毕竟不要看胥吏都是贱民，但是其中很多都是很有钱的。
吃官府这口饭的，钱是很容易到手的。只是没有社会地位而已。
有相当一批胥吏其实很想摆脱自己的身体地位，只是没有办法而已，而今有了办法，他们自然想要拼一拼，正途入仕。
除此之外，朱祁镇还下令，允许这些胥吏直接报考京师的学校，或者地方官推荐，可以从胥吏转为吏员。
只是一定要调到外地任职才行。
还有，正因为胥吏改革如此之重要，所以朱祁镇才将胥吏改革，与运河经济带处于一个近乎重合的趋势。
这是朱祁镇的战略布局。
大明经济北轻南重。
纵然朱祁镇这么多年努力，也并没有改变这个局面，不过是双方稍稍平衡了一点。
北京经济最好的地带，就是沿运河经济带，当然了，而今沿海各港口也很有一些发展。但是仍旧不如南方。
朱祁镇就想通过政策导向，让大明南北经济再次拉近一点。
毕竟，北京在北方。经济是政治的基础，经济失衡，很可能影响到了北京的话语权。
朱祁镇在正统三十二年的发布的诏令，也就这三道。
并非说，朱祁镇变法政策就这三道了。
而是这是朱祁镇与内阁商议之后，能够通过的。而更多事情是无法通过，最少而今也没有商议出一个让各方接受的办法。
因为朱祁镇的关注点，就是土地问题。
如果说，大赦令是顺着太祖太宗一直秉承的态度，往前狠狠推了一把而已，驰禁令就是用一个小刀在大明体制上，轻轻的开出一个小口子。废胥吏改吏员令，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。
那么关于土地，关于田制的问题，那就是一场关乎大明生死存亡的大手术。
毕竟大明就是一个农业国，最重要的就时候农业问题，农业之中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土地问题。
这是整个大明的根基。
一个清丈，就让很多人人心惶惶了。
更不要说，朱祁镇还想下大动作了。
只是放在朱祁镇的角度来看，他也是没有办法的。
大明的体制，百姓连出自己的县都很成问题，都被绑定在土地之上。无视县界府界的，要么是士大夫，要么就是流民强盗。
工业化是需要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市。
其实，江南手工业发达，也有这样的模式了。
要不让苏州比北京还多的人口是怎么来的？
但是这些从农村到城市之中人口，并不在大明朝廷控制之中。这种城市发展，也处于很无序的状态。
解放前上海的情况，就能说明很多问题。
苏州虽然没有青帮，但是有打行，同样是帮人解决问题的夜壶。
这就是为什么朱祁镇翻来覆去都回到一定要废除胥吏的原因，工业化社会与农业化社会的管理程度是完全不同的。
朱祁镇对田制改革的目的，有两个，一是让百姓脱离人身束缚，可以进入城市打工，提供工业化的人口。二就是想办法减轻百姓负担。
毕竟大明百姓总体来说，实在是太苦了。
但是这两个要求看上去很简单，但其中有种种问题要解决。
首先支撑大明基层运作的是赋税。
税主要是夏粮秋粮，赋主要是各种劳役。
缴纳夏粮秋粮的基本单位是丁，服劳役的基本单位也是丁。
丁税本身来好说，并不是太重，但是劳役就太多了一点，各种各样的事情。让地方官必须将百姓留土地之上。
否则谁为朝廷服役。
虽然总体上来说，北重于役，南重于粮。但是两边都不想让百姓离开土地。
想要让百姓能离开土地，在历史上其实有办法的。
那就是一条鞭法，也就是摊丁入亩。
将丁税摊在田税之中，从今之后，县里再要劳役拿钱雇佣百姓就行了，这一切从赋税之中开支。
无地的百姓就不用承担赋税与劳役。
如此一来，县里对他们没有要求，自然有了自由迁徙的可能。人口也没有瞒报的必要了。
对底层百姓减轻了很大的负担。
有这么多的好处，简直是与工业化配套的田制。
如此一来，就能有很多剩余百姓涌入城市之中。
只是，这里面有颇多的难处。
首先，也是最重要的是，朝廷的负担总是有人来承担的，最底层的无地百姓轻松多了，请想想那一方加重了负担。
自然是有大量土地的人。
而有大量土地的人是什么人？是在大明有权有势的人，这些人与大明百官很多人是重合的。
所以，朱祁镇而今想让百官通过这个办法，并让他们积极执行，可能吗？
其次，就是一条鞭法，也是有自己的弊端，并不是太适应全国。
一条鞭法最根本一个改革，从实物税变成了货币税。但是老百姓种粮食，他们是有粮食的，但是他们哪里有银子，必须卖了之后，才能有银子。
这其中就要被奸商剥削一层。
而放在朝廷层面，大明朝廷不需要粮食吗？怎么可能，大明朝廷对粮食的渴望一点也不少。
需求量也很大的。
纵然河北而今已经是一座粮仓。但是北方粮食产量还是比不过南方的。所以从南方向北方运输粮食这一件事情，是不能断的。而且大批量的运输。
这样或许会压下河北粮价，打压了河北农民种田的积极性。但是对国家的战略安全是非常重要的。
如果粮食全部换成钱，需要的时候再用钱去卖。
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。
粮商并不会做赔本买卖，他们绝对不会从很远的地方将粮食给运过来，并且平价卖给官府，他们只会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坐地起价。
所以无形之中，赋税从粮食变成银子，然后再从银子变成粮食，打了两个折扣，朝廷拿到手的东西，越来越少。
再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太穷的地方，不适应一条鞭法。
这个太穷的地方，其实就是指北方，特别是西北地区。
西北农业凋零，即便于谦致力于恢复，但是几百年的留下烂摊子，岂是于谦十几年能够挽回的。
于谦毕竟是人，不是神。
一条鞭法的核心，其实以银代役，有王安石免役法之遗意。
但是对于这些穷人来说，让他们去给官府干几天活，其实没有问题的，反正穷人的时间并不值钱。甚至如果县令心软，或许还能在官府那边混几口饭吃，给家里节省一点口粮。
但是这个时候，你告诉他。让他们交出一点钱来，就不用来服役了。
这对这些人来说，根本雪上加霜。
他们哪里有钱啊？
北方粮食产量本来就比南方少，而西北这些地方有些地方一亩旱地才收入几斗粮食，比起江南一亩地平均数石，甚至有精耕细作的水田，能达到七石到十石之间。
是西北土地产量数倍。
所以西北苦，很多人糊口都用尽了他们所有力气。已经承受不了一点点负担了。
这也是为什么，明代后期，陕西先造反的原因。
固然是因为大旱连连。但也有一条鞭法的原因。
一条鞭法在南方是善政，是良法，但是西北，是恶政，平日还勉强生活，一旦天灾人祸，就只能造反了。
这些种种问题，是真实存在的。
朱祁镇其实还没有提具体的一条鞭法，仅仅是以丘濬的以丁配田的思想之上，做出一点点发挥，就好像捅了马蜂窝一般，整个朝廷吵成一团。
朱祁镇不得不多次召开会议提出各种解决方案，将这些问题一个个解决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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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竟不要看胥吏都是贱民，但是其中很多都是很有钱的。
吃官府这口饭的，钱是很容易到手的。只是没有社会地位而已。
有相当一批胥吏其实很想摆脱自己的身体地位，只是没有办法而已，而今有了办法，他们自然想要拼一拼，正途入仕。
除此之外，朱祁镇还下令，允许这些胥吏直接报考京师的学校，或者地方官推荐，可以从胥吏转为吏员。
只是一定要调到外地任职才行。
还有，正因为胥吏改革如此之重要，所以朱祁镇才将胥吏改革，与运河经济带处于一个近乎重合的趋势。
这是朱祁镇的战略布局。
大明经济北轻南重。
纵然朱祁镇这么多年努力，也并没有改变这个局面，不过是双方稍稍平衡了一点。
北京经济最好的地带，就是沿运河经济带，当然了，而今沿海各港口也很有一些发展。但是仍旧不如南方。
朱祁镇就想通过政策导向，让大明南北经济再次拉近一点。
毕竟，北京在北方。经济是政治的基础，经济失衡，很可能影响到了北京的话语权。
朱祁镇在正统三十二年的发布的诏令，也就这三道。
并非说，朱祁镇变法政策就这三道了。
而是这是朱祁镇与内阁商议之后，能够通过的。而更多事情是无法通过，最少而今也没有商议出一个让各方接受的办法。
因为朱祁镇的关注点，就是土地问题。
如果说，大赦令是顺着太祖太宗一直秉承的态度，往前狠狠推了一把而已，驰禁令就是用一个小刀在大明体制上，轻轻的开出一个小口子。废胥吏改吏员令，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。
那么关于土地，关于田制的问题，那就是一场关乎大明生死存亡的大手术。
毕竟大明就是一个农业国，最重要的就时候农业问题，农业之中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土地问题。
这是整个大明的根基。
一个清丈，就让很多人人心惶惶了。
更不要说，朱祁镇还想下大动作了。
只是放在朱祁镇的角度来看，他也是没有办法的。
大明的体制，百姓连出自己的县都很成问题，都被绑定在土地之上。无视县界府界的，要么是士大夫，要么就是流民强盗。
工业化是需要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市。
其实，江南手工业发达，也有这样的模式了。
要不让苏州比北京还多的人口是怎么来的？
但是这些从农村到城市之中人口，并不在大明朝廷控制之中。这种城市发展，也处于很无序的状态。
解放前上海的情况，就能说明很多问题。
苏州虽然没有青帮，但是有打行，同样是帮人解决问题的夜壶。
这就是为什么朱祁镇翻来覆去都回到一定要废除胥吏的原因，工业化社会与农业化社会的管理程度是完全不同的。
朱祁镇对田制改革的目的，有两个，一是让百姓脱离人身束缚，可以进入城市打工，提供工业化的人口。二就是想办法减轻百姓负担。
毕竟大明百姓总体来说，实在是太苦了。
但是这两个要求看上去很简单，但其中有种种问题要解决。
首先支撑大明基层运作的是赋税。
税主要是夏粮秋粮，赋主要是各种劳役。
缴纳夏粮秋粮的基本单位是丁，服劳役的基本单位也是丁。
丁税本身来好说，并不是太重，但是劳役就太多了一点，各种各样的事情。让地方官必须将百姓留土地之上。
否则谁为朝廷服役。
虽然总体上来说，北重于役，南重于粮。但是两边都不想让百姓离开土地。
想要让百姓能离开土地，在历史上其实有办法的。
那就是一条鞭法，也就是摊丁入亩。
将丁税摊在田税之中，从今之后，县里再要劳役拿钱雇佣百姓就行了，这一切从赋税之中开支。
无地的百姓就不用承担赋税与劳役。
如此一来，县里对他们没有要求，自然有了自由迁徙的可能。人口也没有瞒报的必要了。
对底层百姓减轻了很大的负担。
有这么多的好处，简直是与工业化配套的田制。
如此一来，就能有很多剩余百姓涌入城市之中。
只是，这里面有颇多的难处。
首先，也是最重要的是，朝廷的负担总是有人来承担的，最底层的无地百姓轻松多了，请想想那一方加重了负担。
自然是有大量土地的人。
而有大量土地的人是什么人？是在大明有权有势的人，这些人与大明百官很多人是重合的。
所以，朱祁镇而今想让百官通过这个办法，并让他们积极执行，可能吗？
其次，就是一条鞭法，也是有自己的弊端，并不是太适应全国。
一条鞭法最根本一个改革，从实物税变成了货币税。但是老百姓种粮食，他们是有粮食的，但是他们哪里有银子，必须卖了之后，才能有银子。
这其中就要被奸商剥削一层。
而放在朝廷层面，大明朝廷不需要粮食吗？怎么可能，大明朝廷对粮食的渴望一点也不少。
需求量也很大的。
纵然河北而今已经是一座粮仓。但是北方粮食产量还是比不过南方的。所以从南方向北方运输粮食这一件事情，是不能断的。而且大批量的运输。
这样或许会压下河北粮价，打压了河北农民种田的积极性。但是对国家的战略安全是非常重要的。
如果粮食全部换成钱，需要的时候再用钱去卖。
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。
粮商并不会做赔本买卖，他们绝对不会从很远的地方将粮食给运过来，并且平价卖给官府，他们只会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坐地起价。
所以无形之中，赋税从粮食变成银子，然后再从银子变成粮食，打了两个折扣，朝廷拿到手的东西，越来越少。
再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太穷的地方，不适应一条鞭法。
这个太穷的地方，其实就是指北方，特别是西北地区。
西北农业凋零，即便于谦致力于恢复，但是几百年的留下烂摊子，岂是于谦十几年能够挽回的。
于谦毕竟是人，不是神。
一条鞭法的核心，其实以银代役，有王安石免役法之遗意。
但是对于这些穷人来说，让他们去给官府干几天活，其实没有问题的，反正穷人的时间并不值钱。甚至如果县令心软，或许还能在官府那边混几口饭吃，给家里节省一点口粮。
但是这个时候，你告诉他。让他们交出一点钱来，就不用来服役了。
这对这些人来说，根本雪上加霜。
他们哪里有钱啊？
北方粮食产量本来就比南方少，而西北这些地方有些地方一亩旱地才收入几斗粮食，比起江南一亩地平均数石，甚至有精耕细作的水田，能达到七石到十石之间。
是西北土地产量数倍。
所以西北苦，很多人糊口都用尽了他们所有力气。已经承受不了一点点负担了。
这也是为什么，明代后期，陕西先造反的原因。
固然是因为大旱连连。但也有一条鞭法的原因。
一条鞭法在南方是善政，是良法，但是西北，是恶政，平日还勉强生活，一旦天灾人祸，就只能造反了。
这些种种问题，是真实存在的。
朱祁镇其实还没有提具体的一条鞭法，仅仅是以丘濬的以丁配田的思想之上，做出一点点发挥，就好像捅了马蜂窝一般，整个朝廷吵成一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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